大理金殿的朝会在辰时开始。段氏王宫的这座金殿不是金的——殿顶覆的是碧色琉璃瓦，殿柱是点苍山上的整根楠木，殿内地面铺的是剑川白族匠人打磨的青石砖，砖面上有天然的水波纹，走上去像踩在洱海的浅滩上。大理君臣在这座殿里站了三百年，从段思平立国到如今，瓦换过，柱修过，砖补过，但殿没有倒过。
今天殿里的气氛，从第一个进殿的臣子开始就不对。
相国高氏是最后一个进来的。他没有穿朝服，穿的是甲。不是全副重甲——胸甲没披，护肩也没戴，只在袍子外面套了一件轻便的皮甲，腰上挂了一把剑。那把剑不是礼剑，是战剑。剑鞘上的鲨鱼皮磨得发亮，剑柄的缠绳被手汗浸成了深褐色，剑格上有几道深浅不一的划痕——那是真刀真枪碰过的痕迹。在大理三百年朝会上，相国佩剑入殿，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殿上的文官们看到他腰间的剑，脸色都变了。武将们没有变——他们早就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。
段氏坐在正北的御座上。段祥兴今年四十五岁，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。他继位九年，前五年在应付东边的宋朝边将，后四年在应付西边的蒙古使节，中间还有两次苗蛮叛乱、一次茶山民变。他的胡须已经全白了，眼眶下面有两道深深的青灰色凹陷，那是常年睡不好留下的。他的右手搭在御座扶手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扶手上那块被磨得光滑如镜的楠木疤结——那块疤结是历代段氏国主摩挲出来的，从段思平开始，每一个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去摸它，像是要从那块木头上摸出什么前人的决断。
“议和书。”段祥兴开口，声音不高，但在青石砖的水波纹上滑过去，每个角落都听得清清楚楚，“拟好了。请相国过目。”
侍从把一卷帛书从御案上捧起来，双手呈到高氏面前。帛书卷在玉轴上，帛面是剑川白族织工手织的素帛，两侧镶着织金边的茶花纹。封口用朱漆火印封着，火印上是段氏的九曲篆——大理国主的御笔亲封。
高氏没有接。
“国主，”他的声音不高，但一开口整个殿都安静了。在大理，段氏的话是君命，高氏的话是规矩。三百年了，高氏的人从出生就在学一件事——怎么替段氏守大理。守边境、守赋税、守世家、守文脉。高氏的人死在大理每一寸边境上，从金沙江到澜沧江，从无量山到哀牢山，高氏的祖坟里埋的大半是战死的人。眼前的相国高泰祥，今年五十一岁，他父亲死在金沙江畔，他祖父死在大渡河边，他曾祖父死在点苍山下。高氏的血把大理的边界浇了三百年，现在有人要让他把这份三百年祖宗基业拱手送出去。
“国主——吐蕃归附的消息，从阔亦田传来的。”他把“阔亦田”三个字念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是在咬一块不肯咽下去的骨头，“赤德赞是什么人？吐蕃六诏里最硬的一根骨头，蒙古人把他也啃下来了。只用了不到一个冬天。现在蒙古人的驿路从阔亦田修到了吐蕃主寨——末将来报，驿路上每天有六班传令马在跑。他们下一步要去哪里，不用我说，诸公心里都清楚。”
殿上没有人接话。因为所有人都清楚。
“蒙古人要来大理，可以从吐蕃南下，可以从四川西进，可以从贵州绕后路。三面都可以进兵。”高泰祥一个一个方向指过去，手指在空气里划过，像是在殿中央的青石砖上画了一幅无形的舆图，“吐蕃那边已经归附了，四川那边的宋军连自己都顾不上，贵州的山路是步卒的通道。国主，你觉得大理守得住哪一面？”
段祥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说：“哪一面都守不住。”
“那就议和。”段祥兴把右手从御座扶手上拿起来，放在膝盖上。他的手指微微蜷着，像是在握一件不存在的东西，“大理三百年，称过臣、纳过贡、割过地，我们没有和中原的大朝硬碰硬过。不是不敢碰，是碰不起。蒙古人要的也不是大理这块地——他们要从大理过路，去往更远的地方。让他们过，比让他们打进来好。”
高泰祥看着段祥兴，看了好一会儿。“所以国主的议和书里，写的是‘归附’还是‘让路’？”
段祥兴没有回避他的目光。“归附。让路是暂时的。归附是给大理子民一个名分——蒙古人的大札撒，归附的部族不屠城、不收兵、不废本土官制。”
高泰祥听到“不废本土官制”这六个字的时候，嘴角极其细微地动了一下。不是笑。是一种愤怒到了极点之后反而变成冷静的迹象。
“三百年文脉。”他开了口，声音比之前更轻，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肚子里直接吐出来的，不经过喉咙，“从先祖高方辅佐段思平立国开始，大理国三百一十七年。三百一十七年，我们不靠别人。我们用的是自己造的历法，读的是自己刊刻的贝叶经，用的是自己造的剑川白族纸，喝的是自己种的普洱茶。中原的皇帝换了多少个朝代——唐、宋、辽、金，我大理巍然不动。现在一纸议和书，把三百年文脉拱手送与草原牧马人？”
他把“牧马人”三个字咬得特别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