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志雄彻底被激怒了。他在台北的办公室里摔了三杯茶，骂了何志彪祖宗八代，又骂了钱世豪忘恩负义，最后把矛头对准了念祖。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出去，打给基隆港的海关，打给菲律宾的海事部门，打给香港这边还能说上话的几个人。可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让他失望——基隆港的人说魏念祖的货不走台湾了，菲律宾那边说钱世豪的船挂的是巴拿马的旗，查不了，香港这边的人要么不接电话，要么接了说这事管不了。
高志雄把电话摔了，坐在椅子上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秘书站在门口不敢进来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压着火气叫她进来，让她备车，去基隆。
基隆港的仓库里还堆着几批货，军火、烟酒、电子产品，都是等着发往香港和南洋的。码头上的工人看见高志雄来了，低头的低头，躲开的躲开。高志雄走进仓库，看着那堆货，站了很久。这些货走不了香港，就走不了南洋，走不了南洋，就烂在仓库里。
他转过身，对身后的手下说，找条船，把货运到公海，从公海上转手。手下小心地问转给谁，高志雄几乎是吼出来的：谁要就给谁，便宜点也行。
船找到了，货装上了，船开了。船到公海的那天夜里，海上起了大风。浪高三米，船身剧烈摇晃，甲板上的货箱被甩得东倒西歪。船员们忙着固定货箱，没人注意到远处出现了几条船。那几条船没有开灯，在黑暗中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靠近。等船员们发现的时候，那几条船已经把货船围住了。探照灯突然亮起来，雪亮的光柱打在甲板上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
有人用扩音器喊话，英语，带着浓重的南洋口音：“我们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，怀疑你们船上载有违禁品，停船接受检查。”船老大跑到船舷边往下看，那几条船上没有标志，船头也没挂旗，船舷上站着的人穿着迷彩服，手里端着枪，根本不是菲律宾警卫队。他转过身想跑回驾驶舱，一发子弹打在他脚尖前头的甲板上，铁皮溅起的碎片划过他的裤腿。他站住了，腿在发抖，慢慢举起了双手。
那几条船上的人跳过来，把船员赶到一边，把货舱打开，一箱一箱往外搬。不是检查，是抢劫。搬完了，那些人跳回自己的船，探照灯灭了，船开走了，消失在黑暗中。货船漂在海上，空荡荡的，甲板上只剩下几根断裂的绳索和一堆散落的木屑。
消息传到高志雄耳朵里的时候，是一个星期以后。船老大在海上漂了两天才被路过的渔船救起来，在菲律宾的医院里躺了五天，才有力气打电话。高志雄听完电话，没摔东西，也没骂人，就那么坐着。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，一下一下地走着，像是有人在数他剩下的日子。
他想起钱世豪，想起钱世豪的船队，想起钱世豪在菲律宾的那些年攒下的人脉和武装。他知道是谁干的，可他不敢说。说了又能怎样？报警？警察管不了公海上的事。找人报仇？钱世豪在菲律宾，他动不了。告到上面去？上面的人会问你在公海上运的是什么东西。货是违禁品，军火、烟酒，哪一样都够他坐牢的。
第二天，高志雄的手下开始跑路。先是仓库的保管员，趁夜把值钱的东西卷走了，连工资都没结。然后是船上的船员，走了一批又一批。最后是办公室里那几个心腹，有的不告而别，有的留下来递了辞呈，说他家里有事，要回老家。
高志雄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那本厚厚的电话簿，上面记着这些年积累的关系网，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号码。他一个个看过去，有的能打，有的不能打。能打的打过去，对方要么不接，要么接了说这事帮不了。不能打的，他连电话都不敢拿起来。
他翻到念祖那一页，纸上写着魏念祖三个字，后面跟着一个电话号码。他看着那三个字，看了很久。他把那一页撕下来，揉成一团，扔进垃圾桶里。